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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国治【知青文摘】我的上山下乡故事(四)艰难的回城之路-一壁残阳

作者:admin 日期:2019-03-15 分类:全部文章

朱国治【知青文摘】我的上山下乡故事(四)艰难的回城之路-一壁残阳

朱国治


知青运动----一个影响千百万个家庭的历史事件,几十年来一直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痛。它忘不了,绕不开,不愿提起,却总放不下。始终在脑海里百转千迴。
即使恶梦醒来已雨过天晴,尽管历史的车轮带我们远离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。但每每夜深人静、工作闲暇之余,那陈年往事就会浮上心头。
 

 
我们三个同学是1969年9月23日离开广州,26号分配到6师3团11连的(不久后改为武装连)。当时正开展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,简短的欢迎仪式过后,重头戏开始了,指导员让我们报家庭出身:
“工人。”小李的回答带着几分自豪。
“工商业。”小何说得很无奈。
“资本家”。我嗫嚅着最后一个报告。全场鸦雀无声。指导员与连长交换了一下眼神,似是安慰地说:“别担心,相信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。”
从此这一无形的“教育”就伴随着我走过了十个年头。
尽管开头“扎根”的口号喊得震天响。但下乡没几年,有能耐的人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搞回城。对于他们,大家都羡慕不已。没多久,福建的李庆林写了封信给毛主席,从此兴起了反“走后门”之风。个别已经回城的知青竟写信回连队,说什么“我们走后门是不对的,希望留下来的知青继续扎根闹革命”云云。在指导员读这封信时,对我的“教育”是极震撼的,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“幸灾乐祸”,什么叫“落井下石”,什么叫“得了便宜还卖乖”。

接下来回城潮简直风起云涌。推荐上中专、上大学、招工,几乎每次推荐我都有份,但每次由接收人员政审时总是很“幸运”地被刷下来。理由很简单“资本家的子女应该留下来继续接受再教育“。真是光荣啊,多么神圣的教育。我屡败屡战、屡战屡败,到后来对“推荐”已不抱任何希望了。
走正道是没戏了,咱走偏道总可以吧?
后来,国家推出“退休顶职”政策,规定父母退休可以由下乡的子女顶替。在民政工厂当工人的老妈第一批报名。很快就走着审批程序:工厂、公司、民政局,一关关都过了,这次该不再“幸运”了吧?我美滋滋的等着调动通知。谁成想被市劳动局卡住了,“退休可以,顶职不行”。老妈气急地跑去仰忠街求情、争辩、说理,就差下跪了。接待人员还是那句冷冰冰的话:“资本家的儿子哪能顶职?”老妈欲哭无泪,我无语问苍天。
老天,你竟如此残忍地再一次教育了我。

1977年,打倒“四人帮”后恢复高考。第一年是开卷考,等于半考半送,入学率较高。这时已不唯成分论了,留下的知青也所剩无几。我赶紧报名、复习,做好一切考试的准备。开考那天人们都拿到了“准考证”,惟独我“欠奉”。跑去问怎么回事?对方答:“你填的学历是初中,怎么能考大学?”我哑然。
看着许多同样是初中却填了高中学历的考生鱼贯进场,我不住地自责:“死蠢,怎么不多个心眼,填高中谁去给你核实?”
命运教育了我做人什么叫“厚道”。正应了“忠忠直直,终需乞食”那句话。
正路走不通,偏道被堵死。难道老天非要我在这受教育一辈子?没办法,走歪路吧。
果真天无绝人之路。一位朋友介绍说,去屯昌某医院开张“疾病证明”就可以搞病退。“能行?”我狐疑着。我身强力壮,当年为了能住院享受每天一只鸭蛋的待遇,我专跟甲肝病人同台吃饭也没传染到,今天上哪找病去?“你就迂吧,这年头,谁管你真假。”朋友嗤笑我。
经过“高人”指点,我提着三斤猪肉,去屯昌医院换回了一张“肾盂肾炎”的疾病证明,并凭此打了病退报告。
也许大潮流使然吧,老天开眼了。接下来的顺利令人难以置信。经过农场领导、农垦局、广州知青办一路绿灯,前后不到一个半月。我终于完成了艰难的十个年头的教育,于1978年11月28日踏上了归途。

同船的还有二队一位知青叫聂家芊,(他也许是华附走得最后的同学了。而我的16中同学中,更有人1979年才走的,女中也有。)
我问聂家芊回城后的去向,他颇为自得地说,去老爸所在的纺织系统报到,然后再安排工作。“你呢?”他关切地反问。我无语,不住地扭头向舷外张望,怕的是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伫立红卫轮船头,我翘盼着梦萦魂牵的故土,遥望着渐行渐近的广州。心中虽有离开农场的解脱,却没有半点走向新生活的畅快。回家了,又如何?我立马要加入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,从最底层做起。也许去当“八路军”(当时人们对日薪八毛的散工的谑称),也许先去探望还没“解放”的老父亲,也许……我不敢再想,心绪象白鹅潭的雾霾一样,一片茫然……
 作者简介
林卓正,广州老知青。1969年初中毕业于广州市第十六中学,同年9月下乡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三团,即后来海南农垦黄岭农场。1978年11月回城后,在广州二轻系统工厂工作。十年后,1989年9月下海到珠三角某外资企业任职至今。